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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在《在自由与权威的冲突中寻找协调》一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
二战前，很多美国公立学校要求孩子要向国旗宣誓致敬，但是有个宗教团体“耶和华见证人”不同意。因为那样威胁了他们的“除神之外，别无所敬”的信仰。
但是，当时正在二战之前，爱国热情高涨之时，“向国旗致敬是当事人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”这是最高院大法官们的多数意见。
但还是有一票反对：“诱导他们自动表达忠诚是一回事，强制他们表达忠诚又是另一回事，对公众自由的保证，实际上是对人们心智和心灵自由的保证，对合理地表达这种自由的机会的保证”。
这个异议意见不起作用，但会被写下来，公诸于众，接受历史检验。
不久之后，纳粹德国兴起，“耶和华见证人”在德国的信徒，拒绝向希特勒和德国宣誓效忠，拒绝参加任何军事活动，6262人被捕，1200人被处决。
1943年，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之前判决，判决学校不能强行要求学生向国旗宣誓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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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5-5 20:39: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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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5-5 22:08:50
